有人說，自古以來，歷史是為當權者而寫的。當然，這是指官方版本的歷史而言。換句話說，當朝政府可基於政治考量而選擇性記載歷史，也可刻意的淡化、美化或醜化歷史的某一部分；甚至乾脆篡改歷史的實例，也已屢見不鮮。
雖說世人不應以成敗論英雄，可歷史的撰寫卻偏偏是擺脫不了「成王敗寇」的框限。縱觀古今中外的歷史，每逢有人揭竿而起，揭竿者會稱之為「起義」，當權者則視之為「謀反」。一旦成功改朝換代，起事者理所當然成了開國元勳；相反的，他不單成了當權者欲除而後快的亂臣賊子，更可能因此而丟失生命，禍延鄉里。
即便是同朝政府，最高領導的更迭，也同樣會出現不同的歷史觀。就以國人熟悉的馬六甲王朝歷史來說，過往漢都亞（Hang Tuah）向來被尊為馬來社會的民族英雄，因為他是維護皇權的表率。
曾幾何時，晉入90年代，隨著當時首相馬哈迪倡導的修憲氣勢上揚，統治者的免控權走進了歷史，連長久以來被馬來歷史定位為亂臣賊子的漢芝拔（Hang Jebat），也驀然獲得平反，甚至其個人的歷史評價也一度比愚忠的漢都亞來得更高。而今這一切皆歸沉寂，漢都亞與漢芝拔等五位夥伴，也一併悄然的從歷史教科書里消聲匿跡。
邇來，隨著種族性論述再度高調登場，憲法詮釋遂成爭議。馬來人的特殊地位，以及非馬來人的公民權利，再次成為解讀憲政的聚焦。「社會契約」這形同孫悟空頭上的金箍咒，又見屢被執政當局提起，成了耳提面命的慣用詞。政府更是信誓旦旦，不要下一代成為史盲，立意要加強歷史教育。日前教長慕尤丁在巫統代表大會上的宣佈，將歷史列為會考的「必須及格學科」，便是最明顯的舉措。
歷史非當權政客專利
然而接踵而來的考驗是：我們需要確立的是怎樣的歷史觀？於是，眾說紛紜的現象出現了。非馬來人說：我們要確保華、印族先輩爭取國家獨立的功績不被抹煞；馬來人對社會契約的解讀則連30%土著股權也概括進去。世俗取向的學者會推崇測重世界歷史的學習和掌握；回教學者則十分在乎回教文明歷史在學校教育里的定位。這些議題斷不是單憑成立一個多元種族組成的史學家評鑒委員會就能擺平。
我們不要國家歷史受制於一家之言，首先就得在心態上確立一個觀念：歷史的話語權並不是當權政客的專利，民間的歷史話語權如果運用得當，它能夠彌補官方版本歷史的不足或偏頗。
華社華團長期的隱憂是，本族參與開發及建國的歷史會有湮沒之虞。環顧當前國內外的政治氣候，擔憂政治干預歷史的客觀性，不應被視為杞人憂天。
其實全國華團有數千之眾，其中不乏有超過百年歷史的。它們本身所留存下來的圖文檔案，既見證了華社的歷史發展，也同時是國家歷史的組成部分。然而，困擾華社華團已久的問題，主要是如何善用這些已經塵封多時的檔案資料，而不讓它平白地湮沒。
長久以來，社團人事的更迭變遷，及一些當事人對歷史認識的局限，已造成幾許檔案資料的流失。人為的銷毀、捨棄，或是缺乏保養而招致的蟲蛀蟻噬，在在皆響起了我們應當「善待」史料的警鐘。
善待史料壯大話語權
光只是亳無處理意識的收存史料檔案，對行使民間歷史話語權的直接貢獻不大。當務之急，我們非但要珍惜一切地方志、人物誌及歷史事件檔案資料的搜集，更需動員專才作有條不紊的編整，包括全面將史料檔案加以數碼化（數位化），以期能將華社民間整理的歷史，通過互聯網的科技方便散發全球，面向全世界。
如此一來，任何形式的資訊圍堵亦將徒然。歷史教科書課文的編寫，以我國固有的國情觀之，始終還會是個爭議點。族基政治的協商機制，容或還可為一些政治議題尋求政治解決方案，可一旦遇上了歷史教育，大家都會不約而同的指望國內的史學家能作權威性的裁奪。惟獨是御用的史學家到底會為誰的利益服務？為誰說話？我們不難從歷史本身找到答案。
在政治舞台上，若干目光如豆的當權政客，或許打從心里會漠視歷史的重要性，因為經營歷史難以為他們的政治生涯加分，或增添光環；他們傾向於迷信權力可以主宰一切，當然也包括歷史教科書的內容。然而他們不能無視網路科技的一日千里，任何意圖要使學習內容樣版化的心思，最終還是難以得逞的。
畢竟，「關起門來做皇帝」的小格局，是不可能孕育出具備恢宏史觀的大國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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